新生儿脑瘫，医院二次赔偿

      中国新生儿脑瘫的发生率是万分之一点八至万分之四，也就是说，一万个新生儿中，就有两到四个是脑瘫儿。这样的概率虽然不是很高，但摊到当事人头上，却是百分之百的灾难。贵州省岑巩县的高某夫妻就遇到了这样的不幸。

      2014年，高某到岑巩一家医院进行剖腹产，但由于医院的过失，出现医疗事故，最终导致其产下的男婴脑瘫。悲剧已经产生，接下来要做的不是埋怨悲剧，而是怎么去处理悲剧，于是，一场围绕脑瘫新生儿的赔偿金额大战展开了。

      本次事故属于二级乙等医疗事故，由医院承担80%的责任，本次医疗事故的赔偿费用涉及医疗费、护理费、营养费、交通费、食宿费等。对于这些，双方都没有异议，有异议的是，双方对具体的赔偿金额产生了巨大的差距，各执一词，互不松口。

     2016年，在医疗事故发生两年后，高某夫妇和医院通过调解，达成了一项协议，各项赔偿费用全部加起来为75万元。但很快高某夫妇不认账了，认为医院赔偿的费用远低于他们的诉求。他们认为，医院应该赔偿后续治疗费347万元，孩子到18岁成人期间的护理费129万元（16年），孩子满7岁前的营养费5万元（5年），全部加起来有471万元。这一费用，比最先的75万元整整翻了好几倍。

      高某夫妇出生农村，家境一般，甚至有时手头会有点拮据。所以客观地说，在第一次调解之前，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几十万的巨款，也从来没有想到手上会一下子有这么多钱——尽管这是孩子的赔偿款，还要为孩子进行治疗。在调解协议达成后，他们先后带着孩子到北京的两家医院进行了治疗，一次住院6天，一次住院10天，总共花了医疗费、交通费、食宿费等11万元左右。

      想当初，他们进这家医院进行剖腹产，得知手术费要几千元时还心痛不已。而这    次带孩子上北京治疗，钱如流水一般从他们手上哗啦哗啦流过。这个经历使他们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欲望之河的闸门好像一下子被打开了，倾泻而下，一发而不可收拾。或许，其间还受人怂恿，“要抓住机会狠敲一把”，总之，他们对医院狮子大开口。

     高某夫妇要求赔偿的治疗费就明显不合常理。他们要求的347万元治疗费是这样计算出来的：我国公民平均寿命是76.34岁，所以后续治疗费应计算至76.34岁，共347万元。而实际上合理的计算标准是，先计算至患者18岁，18岁以后再根据实际治疗产生的费用进行诉讼赔偿。

       同样，他们要求的高达129万的护理费也有些离奇。据其称，他们全家将有三个人对孩子进行护理，所以才会这么高。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，“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、护理期限确定……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”。对于高某夫妇的情况，法院结合其病情及年龄，认定护理人数1人比较恰当。此处，高某夫妇明显有狮子大开口的嫌疑。

      当然，也不能说医院对善后事宜就处理得滴水不漏，天衣无缝。在第一次经过调解达成的协议中，双方达成了共识：“除后续治疗费外，以75万元了断医疗纠纷”。医院认为这75万元已包含了20年的护理费。可是，医疗事故的善后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，以后还会面临一些不确定的因素，75万元，真的就能“了断医疗纠纷”吗？

       这是一例事故责任没有争议，而赔偿金额产生分歧的医疗事故案例。针对赔偿金额，双方一审、二审，甚至还有二审的再审，打了几次官司，来来回回进行了拉锯战。在甚为伤神的拉锯战中，双方可谓耗尽了精力。

       调解，可以及时化解矛盾，避免当事人双方的诉累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》第三条“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，应当遵循下列原则：（一）在当事人自愿、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；（二）不违背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政策；…”之规定，调解必须平等、自愿，而且不能违背法律、法规。本案，当事人是脑瘫，而且调解时才2岁，最终损害结果没有完全确定，此时的调解很难做到“公平”，而且调解协议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赔偿项目，所以为后面的诉讼埋下伏笔。作为当事人，受到损害依法维权时，一定要注意具体的诉请，否则会增加诉讼成本，比如本案，1人护理即可，但是要主张3人的护理费，必然增加诉讼费。